速写阿桑奇引渡听证会|你们的旁听人(一)

近日,阿桑奇的听证会正在位于伦敦的乌尔威治刑事法院(Woolwich Crown Court)进行。阿桑奇除了是一名黑客外,也是一名澳大利亚籍的记者,他因维基解密公布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材料而经受的折磨,似乎正杀鸡儆猴式的在对全球记者发出一个信号——加强自我审查。我们曾在2019年11月初,刊出英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审后,写在他本人博客上的速写《法庭上的阿桑奇》。这一次的听证会,他同样没有缺席,并每日如约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为读者带来当日触目惊心的庭审现场。克雷格·莫瑞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然后发现西方对他国侵犯人权活动的隐秘支持,导致他与外交部上级发生冲突,自此他开始了人权活动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义而感到震惊和悲愤。他在每篇日记的最后都写道:“非常希望大家积极地参与这篇文章的传播和发布,包括翻译。真相将使我们自由。”《澎湃新闻

乌尔威治刑事法院(Woolwich Crown Court)的设计旨在施展国家权力。这个国家的普通法院是公共建筑,被我们的祖先特意设置在城镇的正中心,几乎总是离主干道几步路远。基于审判应被公众看见的信念,它们的位置选择和建筑形态都优先考虑公众访问的方便。

内设贝尔马什地方法庭的乌尔威治刑事法院,则是基于完全相反的原则建造的。它的设计是为了排除公众。紧邻一个狂风呼啸的沼泽地上的监狱,远离任何社会中心,在一个只有通过汽车导航穿过错综复杂的双车道才能进入的岛屿上,建筑的整置和构造都是基于防止公众进入设计的。它被环绕监狱的超重型钢制护栏的延展所包围。极其异乎寻常的是,一栋法院大楼是监狱系统本身的一部分,在这里,被审者一抵达就已经被认为有罪,应该入狱。乌尔威治刑事法院是对无罪推定的物理否定,是“不公正”在强硬钢铁、混凝土及钢化玻璃中的化身。它与司法的关系正如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译注:关塔那摩湾位于古巴东南端关,湾中的美国海军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被美军用于拘留和审讯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等地区的战事中捕获的恐怖活动嫌疑人、战俘等。此地因是租借的古巴领土,受刑人的权利不受联邦法律保护与监管,虐囚事件频发。)等监狱一样。这个法院事实上就是贝尔马什监狱的判刑部(sentencing wing)。

在询问公众旁听听证会的条件时,法院工作人员告知一个为阿桑奇奔走的社会活动家乌尔威治是一座“反恐法院”(counter-terrorism court)。这是既成事实(de facto),但事实上,连英国宪法都不知道有“反恐法院”这种机构。假如在乌尔威治刑事法院呆上一天还不能使你相信今日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谎言,那你的脑壳可能被门夹住了。

引渡听证会不在乌尔威治刑事法院内部的贝尔马什地方法庭举行,而是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因为是在威斯敏斯特政府上诉的。现在让我们梳理一下:这场听证会属于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由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官和威斯敏斯特法庭举办,但地点设在乌尔威治刑事法院内部的贝尔马什地方法庭。这些古怪的盘根错节恰恰是让他们能够使用“反恐法院”,以限制公众访问,强加公众对于国家的恐惧。

这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在庭审中,朱利安·阿桑奇被限制在法庭尾部的防弹玻璃屏风之后。诉讼过程中,他多次强调这样的安排让他难以看清和听清诉讼进程。我们的地方法官,瓦妮莎·巴雷策(Vanessa Baraitser),奸诈地把阿桑奇的问题解读为由外面抗议的微弱嘈杂导致的,而不是因为阿桑奇被锁在一个远离庭审的巨大防弹玻璃箱里。

阿桑奇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待在那个旨在约束极端暴力的的箱子里。他本可以像一场正常听证会里的被告人那样,和他的律师们坐在法庭中央。但懦弱又恶毒的巴雷策驳回了辩方一再坚持的批准阿桑奇和他的律师们坐在一块的请求。巴雷策当然只是一个傀儡,受首席法官阿布诺女士指导监督,后者与国安机构勾结甚深,我想象不出她对该案的参与还能腐败到什么程度。

对于巴雷策或阿布诺来说,是否真的有必要把阿桑奇关在防弹箱子里毫不重要,这样是否让他无法跟上法庭诉讼程序也无关紧要。巴雷策的目的是羞辱阿桑奇,并且在国家巨大的粉碎性权力之下,将恐惧灌入给我们剩下的人。必须树立噩梦般的贝尔马什监狱判刑部的不可阻挡之威力。即你来到这里,你就是有罪的。

尽管你可能只是一个在押未决犯。这可能只是一场听证会而不是审判。你可能没有任何暴力史,也不是因为任何暴力被指控。你可能有三位国内最权威的精神科医师提交的报告,指出你有严重临床抑郁病史和自杀的预兆。但是我,瓦妮莎·巴雷策,依然要把你锁在一个旨在对付的极端暴力的箱子里。看看我们搞异议分子的能耐。假如你因此无法跟上法庭诉讼程序,那再好不过。

以下事实可能会方便读者诸君更好地理解这场庭审:一场全世界瞩目的听证会,他们把它安排在一个只有16个旁听席的法庭。16。为了这十六分之一的机会,当好你们的旁听人,我早上6点开始在寒冷、潮湿与疾风中排队。8点,大门解锁,我进入到铁栅栏内法庭正门前的另一个队列中,尽管正门口的通知清楚写明法院在8点向公众开放,我不得不在这座建筑外继续排队等候一小时四十分钟。接着我穿过了装甲气闸门,通过机场级别的安检,又在两扇上锁的门口排了两次队后才最终抵达我的座位,正好是10点开庭。他们的策略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早就被恐惧和惊吓压倒了,更何况我们还在寒冷中浑身湿透。

法庭特别设立了媒体入口和一个可以观看法庭现场直播的媒体室。现场媒体众多,我本以为我可以松口气,至少基本事实会得到广泛报道。我大错特错了。这一天,我清楚无误地跟随着双方辩论,没有错过每一分钟,然而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找不到哪怕一条极为重要的事实或辩词。我知道这个话说得过于大胆,但恐怕这就是事实。为了让全世界都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需要做大量工作。当一个诚实的见证人陡然变得极其重要,因为所有媒体都放弃了这个角色。

詹姆斯·刘易斯QC(James Lewis QC)作了检方的开幕陈词。包含两部分,两者同样不同寻常。第一且最长的部分着实异样,因为不是对地方法官致词,而是对媒体发话。不仅仅是指他发言的对象很明显,在开幕陈词中,他事实上有两回说到他是在对媒体发话,其中一次是重复了同一句话,并且特地声明他再次重复是因为媒体接收到这句话很重要。

坦白说,我吃惊于巴雷策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检察官发言的对象不是法庭而是媒体,这完全乱套了,这再次说明——这是一场政治作秀审判,巴雷策是其中的同谋。我相信如果辩方也开始向媒体发言,抗辩会马上被中止。巴雷策毫不掩饰对公诉方的跪姿,对美国政府也是。

刘易斯想强调给媒体的是这个:主流媒体如《卫报》和《》也因为阿桑奇指控之事而陷于危难这种传言是失实的。(译注:两家报纸最早与维基解密合作,发布了美国政府的机密材料)因为阿桑奇并非由于“公开密报内容”而被指控,而是因为公开了线人的名字、培训曼宁且协助他进行黑客攻击。这些都是阿桑奇的个人行为,和媒体无关。

刘易斯接着开始读一系列主流媒体上攻击阿桑奇的文章,以证明媒体和阿桑奇不在同一条船上。检方对媒体的发言长达一个小时,试图在媒体和维基解密间凿出一条清晰界线以削弱媒体对阿桑奇的支持。这完全是政治演说,离法律意见相距甚远。同时,检方准备了大量的刘易斯这部分致词的复本,分发给了媒体,并且还赠与了电子版,方便灵活剪贴(cut and paste)。

休庭之后,巴雷策法官询问检方一些声明的准确性。特别是媒体和阿桑奇并不处于统一战线这条——因为阿桑奇并非被指控发布机密,而是“帮助和教唆”切尔西·曼宁获得材料。这看起来和刘易斯对《1989官方机密法》 (1989 Official Secrets Act)的理解不一致,法案里面说单单是获取和发布任何政府机密就构成犯罪。巴雷策提议,那是否意味着仅仅是刊出曼宁泄漏的机密的那些报纸也该被判有罪?

这似乎让刘易斯措手不及。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巴雷策的任何洞察力,后者的工作只该是按照他说的去做。刘易斯支支吾吾,把他的眼镜摘下又戴上好几回,不断调整他的麦克风,从他的起诉文件的一叠纸张中不断拣选,每一张的内容仿佛都令他吃惊,他郁闷地在空气中舞弄了它们几下,说他本应引用谢勒案(Shayler case)(译注:戴维·谢勒曾任英国军情五处军官,因在1989年将秘密文件交给报纸而被指控违反《1989年官方机密法》,秘密文件显示出军情五处对社会主义者有妄想症,曾秘密调查多位工党部长。)但无法找到它。这场景就像是在看没有任何吸引力并也不会在结案时尖锐提问的《神探可伦坡》(Columbo)(译注:《神探可伦坡》是一部流行的美国电视剧,剧中的神探可伦坡常常在凶案发生后,通过充满魅力的盘问让杀人犯承认自己的罪行)。

突然间刘易斯似乎有了主意。是的,他以一种更加坚定的口吻说。《1989年官方机密法》是在庞廷案(Ponting Case)(译注:克莱夫·庞廷是英国前高级公务员和历史学家。他因泄露有关福克兰群岛战争中ARA将军格拉格拉诺号战舰沉没的文件而闻名。)之后由撒切尔政府引入,它明确移除了公众利益视角的辩护,将未经授权取得官方机密的行为定为“严格责任罪”(a crime of strict liability)——意味着不管你如何获取机密,对公众发布它,甚至只是得取得它就会让你获罪。因此,在双重犯罪(dual criminality)(译注:“双重犯罪”常见于引渡法,指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按照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各自的国内法,或者按照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共同参加的国际刑法公约的规定,均构成犯罪。)原则下,阿桑奇应当被引渡,无论他是否曾帮助和教唆曼宁。刘易斯继续补充任何发布官方机密的记者和出版机构因此也构成犯罪,无论他们如何获取机密,也无论他们是否公开线人名字。

刘易斯由此彻底反驳了他对媒体作的开幕陈词,陈词声称媒体不需要担心,因为对阿桑奇的指控永远不会落到他们头上。他的团队才刚刚分发完开幕陈词的副本,他就在休庭后进行了直白的,与开幕自相矛盾的发言。这种事在法庭上很罕见:一位高级律师迅速和不留余地地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动机不良的说谎者。这无疑是今天庭审上最触目惊心的时刻。

然而出乎意料地,我无法在主流媒体的听证会报道中的任何地方,找到对这件事哪怕是一丁点的提及。我能找到的,到处充斥的,是主流媒体通过剪贴,报道的刘易斯陈述中关于为什么对阿桑奇的指控不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那一部分;但好像没有人报道他在五分钟后完全舍弃了自己的论点。难道那些记者蠢到无法理解什么叫改天换日?

答案很简单。(刘易斯)后面的澄清是在巴雷策提出问题之后的答复,这些答复没有被提前打印或存在电子版里。提供给媒体的是他的原始陈述。要想指出他的自相矛盾,记者就需要倾听法庭上说了什么,理解然后写下来。今天的主流媒体中,拥有这项基本能力的记者相当少。“新闻业”仅仅是在“剪切”一些批准过来源的内容。刘易斯还不如在法庭上捅死阿桑奇,反正只要没有包含在政府新闻稿里,就不会被报道出来。

我不确定巴雷策为何这样提问。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她让刘易斯非常尴尬,而且她乐于如此。另一方面,她提出的这点并非必然有助于辩方。她所说的本质上是阿桑奇可以按双重犯罪被引渡,从英国的视角,不论他是否与切尔西曼宁密谋,仅凭“发布消息”这一点就可定罪,所有刊发过这些机密的记者也可能被控告。但毫无疑问,她的观点过于极端,很可能由于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的限制而无效。她是希望刘易斯也发表非常极端的宣言从而自掘坟墓吗?抑或是她不仅渴望引渡阿桑奇,同时还垂涎未来大规模起诉记者?

有一拨人的反应非常有趣。当刘易斯大胆地宣称任何记者、任何报纸或广播媒体发布乃至保有政府机密都构成严重犯罪时,四个一进来就立刻坐到刘易斯身后的美国政府律师立即矫揉造作地表示出不适。他们的策略是假装不认同。

刘易斯接下来开始总结检方的论点。他陈述道,法院不需要做任何决议,阿桑奇必须被引渡。该罪行在美国和英国都属犯罪,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英国的引渡法明确禁止法庭调查是否有任何证据支持指控。倘若如辩方所称存在诉讼程序滥用,法庭仍须同意引渡,然后法庭必须把“滥用诉讼程序”当做一个单独事件来追究。(由于主权豁免原则,这是一个尤为徒有其表的论点,因为英国法庭不可能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刘易斯相当清楚)。最终刘易斯陈述,在引渡诉讼中,《人权法案》和与诉讼毫无相关性。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起身作辩方开庭陈词。他首先指出,检方的动机完全是政治性的,依据《英/美引渡条约》条款4.1,政治罪被排除在外。他指出切尔西·曼宁受审时已宣布不就曼宁泄密事件起诉阿桑奇,同年奥巴马政府也做出明确决定再次声明了这一点。这个决定被特朗普政府撤销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关于诉讼程序滥用,菲茨杰拉德提及呈现给西班牙刑事法庭的证据,美国中情局指使一家西班牙安保公司监视大使馆内的阿桑奇,监视特别包括了窃听阿桑奇与其律师讨论引渡的私人会谈。为了国家可以引渡而监视被告与其律师之间咨询谈话,这本身就足够成为驳回案件的理由。(这一点不容置疑。任何正派的法官都会因对辩方律师可耻的窃听而立即否决这个案件。)

菲茨杰拉德说辩方会放出证据,以证明中情局不但监视阿桑奇和他的律师,还蠢蠢欲动地要绑架或毒害他,这表明在此案中,法律法规已成空谈。

菲茨杰拉德说,检方的案件表述刻意歪曲了事实,这也构成对诉讼程序的滥用。根本没有线人受到伤害的证据,美国政府已在其他法庭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曼宁案。从未有任何入侵电脑的阴谋,就这项指控,曼宁已经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最后,维基解密首先公布了未经编辑(译注:未匿名)的线人名单这一指控也是不实的,因为是其他媒体机构首先公布的。

再次说明,就我所知,在美方关于线人受到伤害的指控被广泛报道的同时,辩方完全基于事实的驳斥,以及对于对方捏造事实构成了滥用诉讼程序的主张,在媒体上却根本没有多少曝光度。菲茨杰拉德最后提到了美国监狱的条件,在美国公平审判的不可能性,还有特朗普政府已宣称外籍人士不会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这一现实。你可以读到完整的辩方陈述,但在我看来最有力的段落是——为什么指控是政治性的,因此阿桑奇应豁免于引渡。

明天辩护将继续。我现在真的不确定还会发生什么,我太过筋疲力竭,简直无法想象明早6点要赶去那里排队进入法庭。但我希望我会在明天晚上设法完成另一篇报道。

下午,阿桑奇的西班牙律师巴尔塔萨(Baltasar Garzon)离开法庭,返回马德里。出去时,他自然地停顿下来,欲与他的客户握手。他的手指挤入防弹玻璃箱里的窄缝,阿桑奇半蹲半站着,试图握住律师的手。玻璃箱里两名安保人员立刻弹起,按住阿桑奇,迫使他坐下来,握手被中止了。

这当然不是今天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但这惊人一幕——一个人甚至不能与他的律师握手告别,是不断强加在阿桑奇身上毫无意义的暴力的浓缩。这与全体法律体系的成员理解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我望以此骇人时刻作为对昨日庭审的概括。

第二天庭审始于阿桑奇的律师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声明,该声明令在场所有人虎躯一震。他说昨天,也就是庭审的第一天,阿桑奇曾两次被剥光衣服搜身,十一次被铐,五次被囚在不同的牢房中。最过分的是,所有法律文件都由监狱夺走,甚至包括律师和他本人之间的保密谈话,导致他无法准备今天的诉讼。

地方法官巴雷策看着菲茨杰拉德,轻蔑地说,他以前曾提出过此类问题,但她对监狱没有管辖权,应该向监狱申诉。菲茨杰拉德仍然站着——巴雷策皱起了眉,回复道,他们当然会再向监狱申诉一次,但监狱反复的行径已威胁到了辩方准备庭审。他补充说,不论管辖权如何,根据他的经验,地方法官(magistrates)和法官(judges)可以传话给影响审判行为的监狱,这是常规操作,监狱通常会听取地方法官的意见。

巴雷策完全否认知晓这种操作,并表示菲茨杰拉德应向她提出书面论述,阐明有关监狱条件管辖权的判例法。这甚至在检察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看来都太过分了,他起身说,辩护人的建议是常规操作,检方也希望阿桑奇能有一个公正的听证会。巴雷策仍拒绝干预监狱。 她说,如果监狱的行为已经恶劣到严重干扰听证会的公正,辩方应以此为由提出动议,驳回指控,否则就不应理睬。

检方和辩方都对巴雷策的说法感到吃惊。刘易斯可能是听完阿桑奇昨天的“特殊待遇”后良心发现了,也有可能他脑海中听到了盘旋尖叫着的“无效审判”的警告。但最终结果是,巴雷策无动于衷,她既不会阻止阿桑奇在监狱中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也不会试图让他参加辩护。我认为唯一现实的解释是,有人向巴雷策放过话,因为持续虐待和没收文件的正是政府的高级别机关。

最后一件小事:凌晨,我排在等候入旁听席的最后一列,正和来自维基解密的编辑克里斯汀聊天。忽然有人大喊克里斯汀的名字,克里斯汀从队列里走出,随后被法院告知,他不能进入旁听席。

前一天诉讼中,我一直和克里斯汀在一起,他没有任何过错——他是话很省的绅士。他是按名称和职位描述被呼到的,“维基解密的编辑”被点名禁止旁听,克里斯汀追问原因,只得到冷冷一句“这是法院的决定”。

这时,阿桑奇的父亲约翰·希普顿(John Shipton)宣布,阿桑奇的家人也会马上全部离开,他们走出了大楼,开始在推特上发布“全家罢庭抗议”的消息。这显然引起了法院官员的注意,十五分钟后,克里斯汀被重新准许进入旁听席。我们一头雾水。当天晚些时候,官员们向记者们简要介绍情况,解释是因为克里斯汀插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被人按照名字和职位精准带走的,可不是把他当成“插队的人”。

以上这些不属于正式庭审内容,但这些都比法院冠冕堂皇的骗术更能揭示这场正在进行的政治表演审判的严酷本质。今天有些时候,我沉醉于庭审中,甚至进入在剧院可能会常见的暂时卸除怀疑的状态,“哇,对阿桑奇来说好像进程不赖喔”。马上,诸如前述的这些插曲戳破了幻象,寒意滚滚来袭,我才想起这里都没有陪审团需要被说服。坦白说,我不相信在法庭上说过或证明过的任何事情会对本案的最终裁决产生任何影响。

1)阿桑奇协助曼宁解码密钥,以访问机密材料;萨默斯声明,根据曼宁案的证据,可证明这是虚假指控。

2)阿桑奇向曼宁索取材料;萨默斯声明,从公开信息中可证明这是不公正的指控。

萨默斯声明,无论是从公开信息还是美国政府的特别介入,都可证明这是不公正的指控。

综上所述,萨默斯声明,美国政府明知指控不符事实,虚伪且恶意。因此,这是对诉讼程序的滥用,法官应驳回引渡请求。他将以上三点指控描述为“垃圾,垃圾,垃圾”。

萨默斯简述了案件的真实情况,美国的指控将曼宁泄露给维基解密的材料分为三类:

a)外交密报 b)关塔那摩被拘者评估摘要 c)伊拉克战争交战规则 d)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

然后,萨默斯有条不紊地详述了材料a、b、c、d,将它们分别与检方声称的第一、二、三条关联起来,共做出十二条解释和阐述。综合报告花了大约四个小时,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复述,下面主要介绍重点,偶尔会涉及检方声称的行为编号和/或相关材料文件。希望读者诸君能跟上我——这些花了老多时间!

关于指控一,萨默斯尽其所能地详细证明了曼宁无需阿桑奇提供任何代码,即可访问提供给维基解密的a、b、c、d四种材料。在曼宁联系阿桑奇之前,曼宁就有权访问。此外,情报分析师曼宁无需用户名或密码即可访问的数据库,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可以从工作专用的军用计算机访问,因此曼宁根本不需要密钥来隐瞒身份。萨默斯引用了曼宁军事法庭上几名官员的证词来证实这一点。此外,破坏系统管理员代码也不会使曼宁能访问任何加密数据库。萨默斯引用曼宁案已被采用的证据,表示曼宁想进入系统管理员的原因是允许士兵将他们的视频游戏和电影放在他们的政府笔记本电脑上,这很常见。

地方法官巴雷策两次打断。她评论道,如果曼宁不知道下载数据库不会被追踪,她可能会向阿桑奇求助破解代码,以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帮助曼宁仍可以成为阿桑奇的一项罪名。

萨默斯指出,曼宁明确知道她完全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因为她已经访问过所有资料。巴雷策回答,这并不构成她知道自己无法被追踪的证明。萨默斯说,逻辑上再去讨论她是否寻求密钥来掩饰她的用户名和密码毫无意义,因为登陆并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巴雷策说萨默斯无法证明这一点。萨默斯变得有点暴躁,又重复了一遍曼宁军事法庭的证据……

巴雷策还指出,如果阿桑奇协助曼宁破解了管理员密钥,即使这没有使曼宁有权限访问更多数据库,也构成“帮助和教唆电脑滥用罪”,哪怕此滥用并无恶意。

短暂休庭后,巴雷策带着真家伙回来了。她说,萨默斯用美国军事法庭审判曼宁的调查结果作为事实呈现,但她的法庭不一定会认定美国法庭认定的证据(即使是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为事实。萨默斯答复,美国军事法庭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和检方证据已经被美国政府采纳为事实,而此刻的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在反向指控自己已确定的事实。巴雷策说当证人被传唤时她会再次声明自己的论点。

此刻,巴雷策已毫不掩饰对辩方的敌意,甚至对辩方胆敢那么说而恼怒。当讨论到材料c“伊拉克战争交战原则”时,火山爆发了。萨默斯表示,阿桑奇没有向曼宁索取这些材料,而是曼宁主动提供的,一起提供的材料里还包括著名的“附带谋杀”(Collateral Murder)(译注:2010年由维基解密发布的这段39分钟视频展示了2007年发生在巴格达的空袭,视频里美军驾驶的两架直升机在巴格达上空进行一系列空对地攻击,造成平民和孩童伤亡,其中包括两名伊拉克记者。视频录音显示出机组人员甚至在嘲笑伤亡人员,引发巨大争议。)而曼宁的目的,如她在法庭上曾公开陈述的那样,是为了展示“附带谋杀行动”严重违反了交战原则,即使国防部不承认。萨默斯声明,美国对阿桑奇的引渡要求里忽略这个语境,甚至只字不提“附带谋杀”视频,是在刻意误导。

巴雷策的神情轻蔑极了。您可以想象一下王尔德《不可儿戏》中的巴拉克诺夫人说“一个手提包”或者“布赖顿线”时的神情,或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作品,尝试想象Pritti Patel(译注:以反移民著称的英国保守派政治家)看见一个残疾移民的表情。巴雷策的原话是:“萨默斯先生,您是在建议,当局、政府,该给指控提供背景?”

萨默斯淡定地肯定了这个问句,继续展示最高法院在其他引渡案中是怎么说的。巴雷策认为他走错了门,“政府又不是上帝”。

萨默斯花了很多时间驳斥指控三——“使无辜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项指控仅针对材料a和d。萨默斯详尽地描述了维基解密如何与媒体伙伴花了一年多时间大批量地处理密报。他解释道,2011年2月,在卫报记者Luke Harding和David Leigh的书《维基解密:阿桑奇的密码战》(WikiLeaks: Inside Julian Assanges War on Secrecy)出版后,未经编校的密报才首次公之于众,两位记者将缓存文件的密码埋在了书的第十一章标题中。

2011年8月,德国周报Der Freitag将此密码与密报联系在一起,并在未经匿名的情况下公之于众,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接下来,萨默斯给出了今天的最强辩护。

美国政府早就开始积极参与处理密报,他们知道指控阿桑奇“鲁莽发布”是不实的。当Der Freitag一宣布他们拥有未经匿名处理的材料,阿桑奇和萨拉·哈里森(Sara Harrison)就立刻致电了白宫、国务院和美国大使馆,警告他们未经匿名的线人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萨默斯大声朗读了阿桑奇和哈里森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必须立即提供给线人必要保护的电话转录原稿,原稿清晰展示了当美国政府试图阻碍他们这么做时,他们的困惑和不解。这些证据打翻了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并证明了他们在案件中刻意忽略这些事实的恶意。这是另一个高光时刻。

针对指控三,材料d的部分——萨默斯出示了曼宁案的结果,法庭采信了这些材料没有危及线人的证据,且证实了维基解密极细致地完成了匿名化处理。

辩方还说了很多。检方刘易斯表示他将在后续庭审中深入答复,但希望声明,检方不接受军事法院的证据作为事实被采纳,尤其是不接受曼宁任何“狂妄的”证词。他将曼宁描绘成以崇高动机作掩护的罪犯。检方拒绝一切有关法院应考虑真相或任何事实的说法,这些只能留给美国审判。

结束庭审时,巴雷策语出惊人。她声明,尽管《英/美引渡条约》(US/UK Extradition Treaty)条款4.1禁止政治引渡,但这仅是“条约”(Treaty),《英国引渡法》(UK Extradition Act)没有此豁免,条约对法院没有法律效力,初看下来,政治引渡在英国并不是非法的。她希望明早辩方讨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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